上个月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2015年底，中国老年人口（60岁以上）达到2.22亿，约占总人口的16.1%。按照联合国10%即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未富先老”、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少子化……中国式养老问题逐渐凸显。今天的老人如何养老？明天的我们如何养老？我国正在探索破解之道。
“银发浪潮”席卷
居住在北京朝阳区小庄社区的李树文老人这两天有些烦躁：“天不好，不敢出门，怕弄感冒了”。老人今年80岁了，退休前是医生。他和老伴有个习惯，天气一好就叫上小区里的老人到楼下小花园里坐坐、聊聊天，按他的话说，“大家都是老伙伴，聚聚热闹，再说老不动对身体也不好”。
小庄社区的住户约有2000多户，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两成。在中国城乡很多小区、村庄里，老人占比已经越来越高。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正在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老龄办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认为，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基数大、发展快等方面。
1982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5%，属于成年型国家。到了新世纪初期，这一比例骤然提升到10%，变成老年型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完成了发达国家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实现的转变。目前，中国老年人口数量正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的趋势，超过千万是迟早的事。”吴玉韶说，到2050年左右，中国老龄人口比例会达到峰值，“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老人”。
中国为何会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有人口学家分析，一方面，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全社会的生育水平。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条件的改善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增长。这两方面原因导致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
社会“准备不足”
中国过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一方面老人没准备好。人口老龄化与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和买方市场购买力相关联。老人的资产中，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各占到1/3。老龄人口的购买力能拉动社会消费、带动就业，社会不会因此而老化。但是，中国人口的消费高峰过早出现，导致老龄人口购买力不足。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表示，中国人次消费高峰大约出现在12岁到15岁，是老龄人口消费的5倍；因为缺乏住房保障，第二次消费高峰出现在30岁，是老龄人口消费的7倍。
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约有40.7%的老人仍是靠家庭供养，农村很大一部分老人要靠劳动收入养活自己，四成老人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负担，只有约24%的老人能依靠养老金生活，2%的拥有养老资产，“未富先老”状况突出。一旦老人病倒在床，经济压力照料压力，更会成家庭难题。
另一方面，社会也没有准备好。整体来看，发达国家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到1万美元进入老龄化的，中国则是1000美元。这造成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只得仓促“应战”。虽然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金总体收入不断增长，但结构性问题突出，近2/3的省份出现了“收不抵支”问题。
政府投入的“钱不够”，社会力量则因为养老产业投资高、回报慢而缺乏参与热情。据老龄办提供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失能老年人（指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未来30年，中国社会保险潜在缴费者将会不断减少，领取者不断增多，养老保障体系压力日益沉重。
多种模式养老
调查显示，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中国90%以上的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大多数老人拒绝去养老院，理由包括居住条件不好、饭菜不合口、人多嘈杂等。北京朝阳区小庄社区一位老人说，自己曾让孩子开车去一家养老院考察，“在门口就闻到一股‘绝望的老年味儿’。我现在能动，干吗到那里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老人住进养老院暗含着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对老年人的自尊心是一种伤害。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李志明认为，应当尊重老年人的这种养老习惯。根据国际经验，居家养老也是一种基础方式，机构养老仅为一种补充方式。因此，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应“立足社区、服务居家”，发挥社区连接居家老年人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目前，很多老人对居家养老的理解还停留在自家养老阶段，社区作用不明显。
对于河南孟州谷旦镇赵村的张爱琴来说，照顾患有类风湿的老伴，成了她这些年的主要工作。她不想给儿女添麻烦。“闺女嫁到了郑州，儿子在县城工作，都挺忙的。”每到老伴发病，张爱琴就骑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老伴去乡卫生所或县城就医。
“中央提出，到 2020 年要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社区应成为老人主要的依托场所。”重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敬认为，应根据社区特点，设置适合老年人活动的退休之家、托老中心，推广互助养老、上门服务等养老服务。要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社区延伸，让老人不出社区享受配套的医疗保健服务。
激活市场力量
如何让今天及明天的老人过上一种有尊严、有保障、有追求的晚年生活，同时又使社会经济不失活力？
专家表示，政府的角色尤为重要。只有做好顶层设计，“打通关节”，才能调动市场各方积极性，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有专家认为，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要三方合力，“这需要政府对养老服务业给予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家庭对老年人给予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市场主体和以养老服务机构为代表的非营利性组织主动嵌入社区”。
也有的专家结合国外做法建议调整相关社会政策，让子女能尽孝道。有日本社会学家提出“一碗汤距离”理论，通过给予购房贷款利息、首付优惠等，鼓励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或同住。韩国、德国等一些国家，在政府开发的公益性住宅中，设计“多代屋”，鼓励多代同住。新加坡政府调整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对赡养老人的子女纳税者适当提高起征点或减少纳税额。对家有高龄老人、有病老人的在职职工，给予特殊的照料老人带薪假期制度。
“公共财政应该发挥为养老产业的‘引航’作用。”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马海涛建议，财政部门要积极构建养老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包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投入，完善对经济困难、高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的认定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养老金与工资、物价水平动态联动等，同时通过多种财税政策手段，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养老产业也是朝阳产业。”专家预计，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巨大，养老产业潜在市场需求庞大，如果能运用好倒逼机制，做好供给侧改革，中国式养老问题同样能成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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